我第一次看《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的时候，汪广海一直巴结日本人，为的就是想要几张通行证，送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有情人离开南京。
可是最后伊藤秀夫只给了两张通行证，而且只有毓秀一个人拿着通行证活着进入了安全区。
当时阿昌把通行证让给了毓秀和照相馆的老金，希望他们可以离开，可他们走到一半，孩子哭了，老金为了让毓秀和孩子能有机会逃到安全的地方，他决定自己留下，用生命去争取时间。
临死前他大声朝毓秀喊道：
“以后，你对孩子说，他的老子是拍照片的”。
那声音坚定有力，没有丝毫犹豫，透着一种烈士走向刑场般的悲壮。紧接着，毓秀泪眼婆娑，紧紧抱着孩子，被安全区里那些心怀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接了进去。
看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疑问：
毓秀拿着通行证，为什么没有离开南京，而是进了安全区，还有，日军怎么会放她进去呢？
同样一张通行证，老金的妻女却因此丢了性命，而毓秀却地活到了抗战胜利。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藏在拉贝写的《拉贝日记》里。
在《拉贝日记》中，我们能了解到国际友人设立的安全区，为众多南京百姓提供了庇护。同时，也能从中看到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复杂博弈。
1937年11月，日军气势汹汹地逼近南京城。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搬迁，留在城中的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此时，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道：
“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就在日军展开南京大屠杀之际，有二十多位主动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站了出来，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打算划出一块中立区，给那些来不及撤离的难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地方。
而德国纳粹党代表约翰・拉贝，被大家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拉贝在南京城里划出了一块大约3.8平方公里的区域，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痛的日子里，这片安全区保护了20多万中国平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
而拉贝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可以救助这么多南京人呢？
1882年，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1908年，拉贝受德国公司派遣，来到中国从事德国产品的销售工作。
1911年，拉贝开始在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工作，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很快就得到了公司负责人的高度认可。
1931年，德国纳粹政府想在中国核心地区安排可靠的人手，于是联系了与纳粹政府军方关系密切的西门子公司。公司便向纳粹政府推荐了约翰·拉贝。
之后，拉贝受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弗理德伦德尔的邀请，来到南京工作，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部长，还带着全家在南京定居下来。
不久，拉贝就深深喜欢上了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六朝古都。他在日记里写道，南京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发展得又快又有序。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同年9月，拉贝收到了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来信，信里表达了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并支持他撤离南京。
可此时拉贝已经在南京=度过了好些年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他对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无比熟悉，内心也渐渐滋生出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实在不忍就此离去。而且，拉贝心里琢磨着，德国和日本可是军事同盟关系，就算南京不幸被日军攻破，自己身为同盟国德国的一员，日本人想必不敢对他怎么样，人身安全应当是有十足保障的。
虽说拉贝只是个置身事外的外国人，可当他在南京城里目睹众多平民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因贫困而无力逃离，脸上满是惊恐、慌乱与无助的神情时，他那颗人道主义的心还是被深深触动了。
于是，拉贝心生怜悯，在日记本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决定：要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救助那些无辜百姓。
拉贝在自己别墅院子里挖了个防空洞，还扯起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想借此让平民躲开日军轰炸机的误炸。他把自家院子当成南京平民的避难处，尽自己所能给难民提供吃的和住的地方。
就像前面说的，战争局势越来越糟，不少留在南京的外国医生和传教士聚在一起商量，觉得约翰·拉贝有威望又有爱心，再加上他纳粹党副部长的身份，在救助南京难民方面能发挥大作用，就推举他当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约翰·拉贝果然没让大家失望，积极跟各方联系筹备救援物资，统筹管理安置难民的工作。
后来，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被攻破，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降临到数十万无辜南京百姓头上。
12月13日，在南京特级战犯、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屠杀。
当时，约翰·拉贝看到南京城成了人间地狱，每天都有大批中国民众惨死在日军刀下，只能悲愤地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不忍直视的暴行。
1937年12月16日，拉贝在日记里写道：
“我开车经过市区，看到很多平民的尸体，其中有一些是被枪杀的，还有一些是被刺刀刺死的，场面惨不忍睹 。”
这些文字记录，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呈现了出来。
那时候，拉贝为了救深陷苦难的南京市民，以纳粹党副部长的身份去见日军指挥官，跟他们交涉。
日军看在德国是同盟国的份上，勉强同意划出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地方，用来安置难民。但他们提了个条件，就是这片安全区里不能有任何一名军人。
这就意味着约翰·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的同事们，必须在短短几天内，给二十多万南京难民做好身份登记！
日军提这么苛刻的条件，就是想限制拉贝的救济行动。可拉贝觉得“救人一命比啥都重要”，咬咬牙就答应了。他带着国际委员会的同事们日夜不停地干，就为了多确认一个南京普通难民的身份，多救一条命。
在拉贝的不懈努力下，这片小小的安全区最终安置了整整25万南京难民。当那些被日军残害的无辜百姓走进安全区时，日军因为拉贝德国纳粹党的身份，只能放人。
根据《拉贝日记》所做的统计，自1937年12月起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在难民数量最多时，容纳了整整25万难民。在这段惨痛的日子里，平均每天有接近3000人借助这片区域，幸运地避开了日军的残忍屠杀。
现在咱们再回看电影里的情节，老金牺牲之后，毓秀能在日军的枪口下安然走进安全区，这和安全区背后错综复杂的局势紧密相关。
日军虽杀人成性，但也不是毫无顾忌，毕竟有国际社会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并不断发出谴责之声。
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日本外务省向华中派遣军下达了密令，严禁公开杀害外籍人士，对于安全区内美侨的财产，更是严禁触碰，以免引发国际纠纷。
在《拉贝日记》中还记录着，拉贝凭借自己纳粹党党员以及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的特殊身份，多次成功阻止了日军的暴行。
比如有一次，一群日本士兵企图闯入拉贝家中抓人，拉贝当即亮出纳粹党徽章，日本士兵见状，竟真的不敢再向前一步。
拉贝不仅在自家住宅、小花园，还在邻近的德国学校里，收留了600多名难民。只要难民逃到了拉贝安全区的范围内，日军就真的不敢开一枪。
为此，1937年圣诞节那天，拉贝在日记里满心欢喜地写道：
“12 月 25 日，下午 5 时。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 600 多个人的性命 。”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那就是在安全区门口，一名日军士兵持枪直直地抵在毓秀的后心位置。
可当这名日本士兵抬起头，瞧见二楼窗口处有位美国记者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时，他竟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手指死死扣在扳机上，却始终不敢扣动。
这一场景，正如同拉贝等众多国际人士一般，他们凭借手中的镜头和笔，化身为日军暴行的监督者与记录者。
这可不是编剧凭空捏造出来的情节。
在真实的历史中，日军确实对这些外国记者心存忌惮。他们害怕自己的暴行被外国记者拍摄下来，刊登在外国的报刊上，进而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公愤。
这就是为什么毓秀可以拿着通行证顺利进入安全区的关键所在，这张通行证是老金用生命换来的。
有了它，就如同握住了保命的护身符。
在《拉贝日记》中也能找到相关佐证，拉贝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众多难民发放了类似的“通行证”。
这些通行证上不仅详细记录着难民的个人信息，还特意印上了纳粹党徽和西门子公司的标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势下，这竟成了难民穿越日军火力封锁线的“硬通货”。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南京的难民们在安全区里的日子也并不轻松，除了缺衣少食的困境以外，日军还常常会耍一些阴谋诡计，他们有时会穿着便衣混入安全区，假装成难民，伺机进行抢劫活动；有时又会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强行将安全区内的青壮年男子拖走。
比如1938年1月6日，拉贝亲眼目睹日军在安全区内张贴告示：“凡藏匿武器者，格杀勿论。”随后，他们便以“搜查武器”为名，从难民营中抓走了300多人，而这些被抓走的人，从此便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
12月16号那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6个日军士兵径直闯入拉贝的私人住宅，要知道，当时这所住宅里收留了600多名难民。
这群日军闯入后，竟打算强行带走一名孕妇。拉贝见状，毫不犹豫地掏出纳粹党徽章，义正词严地怒声斥责他们。
日军士兵见拉贝态度强硬，又忌惮他纳粹党员的身份，这才满脸不甘、骂骂咧咧地准备离开。
然而，他们临走时还不忘搜刮难民，将难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疾首的场景，都被拉贝详细地记录在了他的日记当中：
“他们怕的不是徽章，是徽章背后的国际影响，但贪婪总能战胜恐惧。”
《南京照相馆》中毓秀能够顺利踏入安全区，表面上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实则是众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的结果。
这个情节的设计将安全区在历史上安置难民的真实事件与电影的叙事巧妙融合。
1938年2月，拉贝先生怀着不舍与无奈离开了南京。时光流转至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拉贝所撰写的《拉贝日记》成为了揭露日军罪行的重要证据。
日记中详细记载的121起日军闯入安全区实施暴行的案例，被逐一呈上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其中，1937年12月16日那起“集体屠杀1300名平民”的惨痛记录，更是成为了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定罪的关键证据，让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拉贝先生凭借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难民的善举，最终被载入中国的历史课本，他的名字和事迹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善良的老人。1950年1月5日，拉贝先生在德国因中风溘然长逝。
当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被重新揭开，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了表达对拉贝先生及其后代的敬意，中国政府邀请了约翰·拉贝的后代观礼国庆阅兵，让他们成为国际友人的代表，搭建起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如今，约翰·拉贝在南京的故居经过多次精心修葺，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参观，感受那段历史的沉重与悲壮。
许多志愿者也纷纷主动前来，担任拉贝故居的讲解员，他们用生动的语言向民众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拉贝先生的伟大事迹，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伤痛。
勿忘国殇，那段浸透血泪的南京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然而历史的暗夜中，总有点点星光闪耀——约翰·拉贝等国际义士如同寒夜里的烛火，在至暗时刻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的方舟。
他们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光芒，恰似穿透乌云的金色晨曦，照亮了人性至善的永恒坐标。
拉贝先生用颤抖的钢笔在日记本上刻下的不仅是铁证如山的史实，更是在暴虐狂风中始终挺立的人性丰碑，让后世得以触摸到人类文明最珍贵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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